需陪伴的，不只留守儿童
这里是四川省南充市佛门乡禹王庙村的“童伴之家”。“童伴妈妈”杨丽琼自2016年1月在此全职工作，负责照看全村39位留守儿童，为他们建档立卡，链接福利资源，开展活动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工作仍是“陪伴”。
“阿姨，我回来啦！”5岁的喜文放学回家，刚一进家门口就往里头探看寻找他的“童伴妈妈”。
这里是四川省南充市佛门乡禹王庙村的“童伴之家”。“童伴妈妈”杨丽琼自2016年1月在此全职工作，负责照看全村39位留守儿童，为他们建档立卡，链接福利资源，开展活动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工作仍是“陪伴”。
2015年10月，由中国扶贫基金会、共青团四川省委、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关爱留守儿童项目“童伴计划”启动试点。在四川省7市（州）、10县（区）、100村设立“童伴之家”，由村里的专职人员担任“童伴妈妈”，关爱陪伴留守儿童，反映他们的需求，为他们链接资源，协调解决问题。截至目前，童伴妈妈开展工作已满一年，她们的“童伴”故事又有哪些进展？
1、孩子的小信任
童伴之家一般20平米大小，通常设在村（居）委会办公室。进门看见四张矮桌子，彩色的小塑料椅环绕周围。一个小型图书架，配备数十本幼儿绘本、故事书，上边摆放着晾干的橡皮泥作品。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毽子被整齐地置入塑料箱子，放在墙角。一台宽屏电视摆在前边，可以视频连线通话，但目前最重要的功能是播放动画片。杨丽琼负责的童伴之家里，四川话版的《猫和老鼠》放在最上面，磨损严重，看得出它受欢迎的程度。
因为村委年久失修，条件不如自家好，吴家店村的唐晓艳则把童伴之家开在自己家里。这在童伴计划中也是极为特别的一例。一层的小房间里铺着儿童地垫，吴乐与吴勇两兄弟在地上搭着玩具火车的铁架桥，准备将火车从洞下推过。他们的父母在市区打工，奶奶外出有事，中午放学休息，就在唐晓艳的童伴之家度过了。唐晓艳觉得这是村民的一份信任，以前村民对她录入留守儿童信息也会质疑一番，现在大家对童伴妈妈的工作都非常熟悉，周末放假主动送孩子过来玩耍，也能减少孩子在外的危险。
喜文很熟悉童伴之家。他家在100米外，下学后就会过来。见杨丽琼正忙，他自己放上光碟，安静地看动画片去了。
“雨豪也喜欢来这耍，篮球、乒乓球，还找人一块下围棋。”杨丽琼笑着说。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到访时，雨豪是杨丽琼最为关注的孩子。父亲在他10个月大的时候入狱，母亲离开，家里爷爷奶奶现也年迈。与其他孩子相比，这个10岁男孩更为安静沉默，不愿与人说话。一年里，最大的变化是雨豪父亲确认获得减刑，将在2017年7月回来。
杨丽琼既替雨豪高兴，也有自己的担忧。毕竟脱离社会十余年，雨豪父亲将要度过很长的一段适应期，短时间内没有劳动能力，而与家庭、孩子的相处也要磨合。杨丽琼预感要做的工作还很多，2016年她帮忙申请雨豪的孤儿津贴，今年她找到一家钢铁公司的慈善资助，发去详细的申请信息。但“一直没下文”。杨丽琼焦急又无奈。问及父亲什么时候回家、童伴妈妈好不好，雨豪还是看看爷爷，看看地下，沉默了。雨豪常在童伴之家帮忙打扫卫生，做些简单工作，杨丽琼知道这已经是这个内向而倔强的孩子对自己最大的认可。
童伴妈妈一年来的最大收获，是孩子对自己形成的信任及依赖。2017年4月的一天，两个幼儿园的孩子邀请童伴妈妈彭丽参与亲子活动，他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，爷爷奶奶则因身体原因不便参加，因此想请彭丽代为出席。已上小学的黄婷则悄悄地告诉彭丽，自己有舞蹈表演，特别希望她来看看。
禹王庙村的童伴之家有一批贴着特殊标签的物资，每一份上都写着“遇你童年，源筑未来”，这是现在极受欢迎的明星组合TFboys成员之一王源的粉丝团所赠。据杨丽琼介绍，大概一个多月前，7个女生带着书籍、篮球、橡皮泥、文具套包来到童伴之家，教孩子们画画、唱歌，游戏，临走前还不忘记下童伴之家的其他需求，约定下次寄过来。墙壁上除了刚过去的母亲节里孩子们献给家人的图画，还有几张是TFboys的画像，那是粉丝团与当地孩子一起完成的。
童伴之家最初设计为“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条纽带”模式中的一环，意在整合社区资源，通过日常开放及定期的组织活动为儿童成长助力。其功能被界定为“开展儿童活动的场所、识别儿童风险和开展儿童保护工作、促进家长和孩子的沟通和交流、支持儿童参与社会活动、提高村民保护儿童的意识、为家庭提供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关培训”。
一个空间的落地还能汇聚更多的可能性。许多大学生团队也如明星粉丝团一样，经共青团委找到童伴之家。2016年暑期，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在禹王庙村的童伴之家驻站十多天，教他们手工、音乐。另一批大学生团队则直接住进唐晓艳家里，帮孩子辅导功课。共青团高坪区委负责人称在南充市有三所高校，其学生志愿者团队在2016年暑假对接了区内所有的童伴之家。
“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团队过来，毕竟童伴妈妈一个人的力量有限。”东观镇火光村的童伴妈妈任丽认可这些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，他们带来更丰富的活动，也负担起孩子往返的安全接送工作。
负责在地执行项目的共青团南充市高坪区委书记张菁山则表示，目前正在筹划引入公益项目“红伞计划”。该计划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旗下红伞儿童专项基金运作，致力于普及儿童心理健康课程，并对需要深层心理干预的贫困儿童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。
童伴妈妈唐晓艳最牵挂的还是医疗救助资源的链接，这关系到村里4位病儿的生活。村里先后有孩子患上严重的类风湿、慢性肾病、糖尿病及脑瘫。每个孩子的医疗费用都令家庭不堪重负，唐晓艳在童伴之家遇上这些孩子总在琢磨如何给他们找到资助。在童伴妈妈到北京接受项目培训期间，她还托几位妈妈帮忙留意相关资源，但尚未有任何音信。
3、不只是留守问题
“你看这样沟通是不是很寒心啊。”杨丽琼对一位外出务工的父亲的反应表示难以理解，这也是童伴妈妈感到无力的情况之一——与孩子监护人沟通困难。
孩子杨宇今年9岁，留守在村里与爷爷同住。他的妈妈则离异再婚，生下孩子后只来看过一回杨宇。2016年10月的一天，杨宇因和同学在镇上一家手机店“犯事”，引起了杨丽琼的注意。她开始尝试架起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沟通桥梁，把杨宇的近况及学习成绩通过微信告诉他，甚至帮忙找到孩子的母亲，协助寄送母亲买的衣服鞋袜。问题是父亲不愿意配合，甚至否定杨丽琼的做法。
留守儿童的去标签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识。2017年5月20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（留守儿童）保护处处长杨剑提到，目前在学校建设的“留守儿童之家”将命名为“未成年人之家”，所开展的活动也不局限于留守儿童参与。
“2000元工资太高了。”谈及童伴计划，杨剑有一定忧虑，各地财政情况不一，工资门槛太高意味着只能做试点，公益组织结束项目工作后，地方财政无法支撑这笔支出，很有可能放弃接手，项目持续性得不到保障。
2016年6月13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，提出每个村都要设置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。“这决定了未来村一级是要有这样‘一个人’。政府接手后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，包括这‘一个人’的工作量，来决定补贴标准。”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认为童伴妈妈为全职工作，工作繁杂，经常需要入户走访等，每月的补助是根据当地平均收入以及村委的补贴标准制定的。稳定的保障能让她们更安心地工作。
早在2010年，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中国公益研究院已协力开展“儿童福利主任”公益项目，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为村里儿童建档，了解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的需求，协助孩子们获得基本儿童福利等。
截至2017年5月27日，“童伴计划”已覆盖四川、贵州两省的20县200个村，受益儿童10万人，解决儿童福利问题12000余件。儿童福利主任制度上升为国家政策后，更将极大地改善留守儿童保障格局。
这里是四川省南充市佛门乡禹王庙村的“童伴之家”。“童伴妈妈”杨丽琼自2016年1月在此全职工作，负责照看全村39位留守儿童，为他们建档立卡，链接福利资源，开展活动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工作仍是“陪伴”。
2016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首次到访时，童伴之家尚在筹建，4岁的喜文踩着缺轮的车子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“我的妈妈姓假，假的”（详见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刊发的《做，总比不做好——留守儿童的“童伴妈妈”》）。
2015年10月，由中国扶贫基金会、共青团四川省委、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发起的关爱留守儿童项目“童伴计划”启动试点。在四川省7市（州）、10县（区）、100村设立“童伴之家”，由村里的专职人员担任“童伴妈妈”，关爱陪伴留守儿童，反映他们的需求，为他们链接资源，协调解决问题。截至目前，童伴妈妈开展工作已满一年，她们的“童伴”故事又有哪些进展？
1、孩子的小信任
童伴之家一般20平米大小，通常设在村（居）委会办公室。进门看见四张矮桌子，彩色的小塑料椅环绕周围。一个小型图书架，配备数十本幼儿绘本、故事书，上边摆放着晾干的橡皮泥作品。篮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毽子被整齐地置入塑料箱子，放在墙角。一台宽屏电视摆在前边，可以视频连线通话，但目前最重要的功能是播放动画片。杨丽琼负责的童伴之家里，四川话版的《猫和老鼠》放在最上面，磨损严重，看得出它受欢迎的程度。
因为村委年久失修，条件不如自家好，吴家店村的唐晓艳则把童伴之家开在自己家里。这在童伴计划中也是极为特别的一例。一层的小房间里铺着儿童地垫，吴乐与吴勇两兄弟在地上搭着玩具火车的铁架桥，准备将火车从洞下推过。他们的父母在市区打工，奶奶外出有事，中午放学休息，就在唐晓艳的童伴之家度过了。唐晓艳觉得这是村民的一份信任，以前村民对她录入留守儿童信息也会质疑一番，现在大家对童伴妈妈的工作都非常熟悉，周末放假主动送孩子过来玩耍，也能减少孩子在外的危险。
喜文很熟悉童伴之家。他家在100米外，下学后就会过来。见杨丽琼正忙，他自己放上光碟，安静地看动画片去了。
“雨豪也喜欢来这耍，篮球、乒乓球，还找人一块下围棋。”杨丽琼笑着说。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到访时，雨豪是杨丽琼最为关注的孩子。父亲在他10个月大的时候入狱，母亲离开，家里爷爷奶奶现也年迈。与其他孩子相比，这个10岁男孩更为安静沉默，不愿与人说话。一年里，最大的变化是雨豪父亲确认获得减刑，将在2017年7月回来。
杨丽琼既替雨豪高兴，也有自己的担忧。毕竟脱离社会十余年，雨豪父亲将要度过很长的一段适应期，短时间内没有劳动能力，而与家庭、孩子的相处也要磨合。杨丽琼预感要做的工作还很多，2016年她帮忙申请雨豪的孤儿津贴，今年她找到一家钢铁公司的慈善资助，发去详细的申请信息。但“一直没下文”。杨丽琼焦急又无奈。问及父亲什么时候回家、童伴妈妈好不好，雨豪还是看看爷爷，看看地下，沉默了。雨豪常在童伴之家帮忙打扫卫生，做些简单工作，杨丽琼知道这已经是这个内向而倔强的孩子对自己最大的认可。
童伴妈妈一年来的最大收获，是孩子对自己形成的信任及依赖。2017年4月的一天，两个幼儿园的孩子邀请童伴妈妈彭丽参与亲子活动，他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，爷爷奶奶则因身体原因不便参加，因此想请彭丽代为出席。已上小学的黄婷则悄悄地告诉彭丽，自己有舞蹈表演，特别希望她来看看。
“仿佛回到了童年。”孩子对自己的那点小信任令彭丽很有成就感。童伴妈妈虽然承载不起“替代孩子父母”的期待，但她们可以做好这些细微的工作。
禹王庙村的童伴之家有一批贴着特殊标签的物资，每一份上都写着“遇你童年，源筑未来”，这是现在极受欢迎的明星组合TFboys成员之一王源的粉丝团所赠。据杨丽琼介绍，大概一个多月前，7个女生带着书籍、篮球、橡皮泥、文具套包来到童伴之家，教孩子们画画、唱歌，游戏，临走前还不忘记下童伴之家的其他需求，约定下次寄过来。墙壁上除了刚过去的母亲节里孩子们献给家人的图画，还有几张是TFboys的画像，那是粉丝团与当地孩子一起完成的。
童伴之家最初设计为“一个人、一个家、一条纽带”模式中的一环，意在整合社区资源，通过日常开放及定期的组织活动为儿童成长助力。其功能被界定为“开展儿童活动的场所、识别儿童风险和开展儿童保护工作、促进家长和孩子的沟通和交流、支持儿童参与社会活动、提高村民保护儿童的意识、为家庭提供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关培训”。
一个空间的落地还能汇聚更多的可能性。许多大学生团队也如明星粉丝团一样，经共青团委找到童伴之家。2016年暑期，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在禹王庙村的童伴之家驻站十多天，教他们手工、音乐。另一批大学生团队则直接住进唐晓艳家里，帮孩子辅导功课。共青团高坪区委负责人称在南充市有三所高校，其学生志愿者团队在2016年暑假对接了区内所有的童伴之家。
“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团队过来，毕竟童伴妈妈一个人的力量有限。”东观镇火光村的童伴妈妈任丽认可这些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，他们带来更丰富的活动，也负担起孩子往返的安全接送工作。
负责在地执行项目的共青团南充市高坪区委书记张菁山则表示，目前正在筹划引入公益项目“红伞计划”。该计划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旗下红伞儿童专项基金运作，致力于普及儿童心理健康课程，并对需要深层心理干预的贫困儿童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。
童伴妈妈唐晓艳最牵挂的还是医疗救助资源的链接，这关系到村里4位病儿的生活。村里先后有孩子患上严重的类风湿、慢性肾病、糖尿病及脑瘫。每个孩子的医疗费用都令家庭不堪重负，唐晓艳在童伴之家遇上这些孩子总在琢磨如何给他们找到资助。在童伴妈妈到北京接受项目培训期间，她还托几位妈妈帮忙留意相关资源，但尚未有任何音信。
3、不只是留守问题
“你看这样沟通是不是很寒心啊。”杨丽琼对一位外出务工的父亲的反应表示难以理解，这也是童伴妈妈感到无力的情况之一——与孩子监护人沟通困难。
孩子杨宇今年9岁，留守在村里与爷爷同住。他的妈妈则离异再婚，生下孩子后只来看过一回杨宇。2016年10月的一天，杨宇因和同学在镇上一家手机店“犯事”，引起了杨丽琼的注意。她开始尝试架起孩子和父亲之间的沟通桥梁，把杨宇的近况及学习成绩通过微信告诉他，甚至帮忙找到孩子的母亲，协助寄送母亲买的衣服鞋袜。问题是父亲不愿意配合，甚至否定杨丽琼的做法。
几次沟通下来，杨丽琼意识到这是家庭教育问题，甚至无关其留守与否。爷爷与父亲都存在生活上的不良习惯，没法看好孩子。“五一假期爸爸回来两天，杨宇躲去同学家了，爸爸也没去找，即使他知道杨宇在哪。”
留守儿童的去标签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共识。2017年5月20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（留守儿童）保护处处长杨剑提到，目前在学校建设的“留守儿童之家”将命名为“未成年人之家”，所开展的活动也不局限于留守儿童参与。
“2000元工资太高了。”谈及童伴计划，杨剑有一定忧虑，各地财政情况不一，工资门槛太高意味着只能做试点，公益组织结束项目工作后，地方财政无法支撑这笔支出，很有可能放弃接手，项目持续性得不到保障。
2016年6月13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，提出每个村都要设置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。“这决定了未来村一级是要有这样‘一个人’。政府接手后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，包括这‘一个人’的工作量，来决定补贴标准。”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认为童伴妈妈为全职工作，工作繁杂，经常需要入户走访等，每月的补助是根据当地平均收入以及村委的补贴标准制定的。稳定的保障能让她们更安心地工作。
早在2010年，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中国公益研究院已协力开展“儿童福利主任”公益项目，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为村里儿童建档，了解留守儿童与困境儿童的需求，协助孩子们获得基本儿童福利等。
截至2017年5月27日，“童伴计划”已覆盖四川、贵州两省的20县200个村，受益儿童10万人，解决儿童福利问题12000余件。儿童福利主任制度上升为国家政策后，更将极大地改善留守儿童保障格局。
责任编辑：琪琪
